唐朝诗人姚合诗云：“荒田一片石，文字满青苔。不是逢闲客，何人肯读来。”这是对散落于民间的各种石碑命运的吟咏。很长时间来，各种各样的古碑散落乃至湮没于民间，长满了青苔，只能偶尔碰到一两个“闲客”才会努力辨识其中的文字，认识到其中的价值。随着对地方文化的深度挖掘，各种各样的石碑开始进入学者乃至大众视野。海南各县市也遗存有众多的石碑，它们或者记录历史上重要事件，或者为地方名贤立传，或者张扬淳朴民风，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海南史。 记录海南重要事件 很长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正史以及地方史志中集中记载海南的文字相对有限，这使得海南历史以断断续续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个时候，散落于海南各地的各种碑刻因为记录了某些重要事件，对海南历史形成某种补阙，从而给大众展现出更加全面完善的海南史。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因不堪统治者的压迫，陈明甫、陈公发以“三巴大王”的称号占据临川（今属三亚）一带，形成与朝廷对抗的地方政权，声势曾影响到漳州、潮州、惠州、广州、钦州、廉州、化州、雷州等沿海州县，并且与占城和交趾也有往来。“三巴大王”割据政权持续八年之久，后来遭到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但是，这一史实，在正史中没有踪影，就是地方史志中记载也非常简略，后人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在“三巴大王”失败之后，曾担任万安军知军的吉阳（今三亚）人邢梦璜撰写了《节录摩崖碑记》，详细记载了“三巴大王”割据的规模之大，反抗之激烈，镇压之残酷，为后人留存了重要史料。 元朝入主中原后，实行严苛的民族歧视政策，海南居民被称为最低等的“南人”，属于被压迫和歧视的对象，而黎族遭受的压迫和歧视更有甚于汉族居民，这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为了迫使黎族臣服，元朝统治者多次出兵对黎区进行军事围剿，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军事行动。最终元军攻入五指山腹地并在黎母山刻石纪事。时至今日，“大元军马下营”的摩崖石刻遗留在尖峰岭脚下。对此，邢梦璜以《至元癸巳平黎碑记》予以详细记载，从而为后人留存历史。 在海南，遗存在民间以记录重要事件为主的石碑并不少见。比如在琼中有由明代礼部尚书、定安才子王弘诲撰写的《水会平黎善后碑记》的残碑，为我们了解明朝设立水会所城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褒扬海南地方名贤 通过墓碑或者墓志铭对地方名贤进行褒扬，在我国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这在海南也有鲜明的体现。 　　 宋朝以来，海南开始出现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到明清时更是人才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美誉。这些著名人物，不少在正史中有传记，已经为大众所熟知。但是，由于正史作者一般是从正统思想出发，在历叙人物生平事迹的同时，更多是对宦绩、思想等的褒扬，从而达到教化目的。而散落民间的各种碑传、墓志铭等，由于是熟人撰写，更多从性格方面着眼，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也更符合人物的“原生态”。 　　 比如，被称为“海南三贤”之一的邢宥，曾担任都察院左御史等职务，有着很大的声名，但是在54岁时就急流勇退回到家乡，读书自娱直到逝世。《明史》《广东通志》等都为邢宥立传，可见对其非常推崇。这些传记对邢宥的生平以及宦绩等评价非常高，但是对其归隐之后的情况均是一笔带过。丘濬和邢宥同为海南老乡，且交往较多彼此相互了解。在邢宥去世之后，丘濬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说到他退休归隐之后“足迹未尝至城市，一切外物略不关情，暇则抚藜徐行田圃间”“构草亭于所居之间文峰寺墩上，颜之曰‘湄丘草亭’，因自号湄丘道人”。这将邢宥归隐之后的生活情趣以及自号由来交代得非常清楚，让人认识到邢宥的另外一面，可谓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像邢宥这样的例子，在海南遗存的很多碑文中均有体现，它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为研究海南人物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还有不少海南地方名贤，或者是因为声名未及全国影响，或者因为修史者个人判断，未能进入正史，甚至地方史志也少有其记载。但是这些人物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闪光点，各种碑刻的相关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比如晚清时出生于三亚崖城的林缵统就是其中一例。 　　 林缵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参加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的骨干力量。“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被杀，康、梁出走日本，林缵统潜回海南，闭门谢客潜心向学。民国年间，林缵统联络地方乡绅和商贾合力开发西沙群岛，后病逝于万宁。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开发西沙，林缵统的历史功绩都是不可抹杀的。遗憾的是，大家对林缵统了解并不多。遗留至今的由地方乡贤黎炳桂撰写的《林缵统墓志铭碑》就显得弥足珍贵。尽管墓志铭可能存在溢美之词或者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依然给我们了解相关人物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扬海南淳厚民风 散落于海南民间的各种碑刻，更多的则是张扬海南淳厚民风，从而成为海南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为我们侧面了解海南历史文化提供了鲜活的视角。 　　 比如，昌化县作为海南历史上的古县，虽然其名不显，但是由于位于儋州和崖州（今海南三亚）中间，因此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宋朝著名文士苏东坡曾谪居海南三年，为张扬海南文教事业殚精竭虑，厥功甚伟，得到海南百姓的无比尊崇。苏东坡在海南三年得以安然返回中原，他一方面感喟海南人民对他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感念山川之神对他的佑护，因此写下了《峻灵王庙碑》。 　　 尽管学术界对苏东坡是否到过昌化县仍然有诸多争议，但是对《峻灵王庙碑》中饱满的情感态度的认可是一致的。按照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的说法，《峻灵王庙碑》体现了苏轼对峻灵王守社稷、安人民的真诚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峻灵王庙是苏轼以及当地百姓期冀平安的共同精神寄托。但是，雄文已经流传千载，石碑安在？当前，昌江昌化镇峻灵王庙前遗存有残碑。它是否是当年苏轼所镌刻的石碑？ 　　 经李公羽先生考证，这一残碑系建炎二年（1128年）时任昌化县令的何適所立，碑文也并不是苏轼《峻灵王庙碑》原文，而是记录苏轼撰写《峻灵王庙碑》的经过。因此，这则残碑尽管不是东坡所立，但是在张扬东坡文化方面居功甚伟，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东坡海南功绩的推崇，实际上是海南淳厚民风的体现。宋朝虽然有“不杀士大夫”的说法，但是将官员贬至海南，其实是对其“生不如死”的惩罚，往往比杀头还残忍。苏东坡等人能够在海南安然生活并成就一番功业，何尝不是海南民风淳厚的体现？ 　　 事实上，海南民风之淳厚，从遗存至今的各地乡约石碑、捐资石碑中也可以体现。乡约石碑曾经在海南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了保护这些石碑，不少地方还为之建立了“约亭”。约亭一方面是乡村聚众议事之所，另一方面则是矗立乡约碑之所。官府告示或者村民公约等均以石碑的方式呈现，以达到广而告之并永久留存的目的。而捐资石碑则是地方乡绅乃至普通村民为修桥、修学校等公益事业捐资，成了让后人记住而设立的“流芳碑”。无论是为了维持村落稳定的乡约碑，还是褒扬捐资公益的流芳碑，它们无不彰显海南淳厚的民风。